经历过二○一四年非法“占中”和二○一九年“黑暴”，大家一定明白有多重要，而报道、留住、广传，甚至将纪录成历史，靠的，就是记者。

　　从前，记者有无冕皇帝称号，大家用“铁脚、马眼、神仙肚”来敬佩记者，但自从苹果日报出现，改变了传媒生态、改变了记者的做事手法、改变了新闻的价值观，令香港人开始害怕记者，甚至鄙视记者。我作为一个传媒人，也是曾经的前线新闻工作者，看到社会大众对记者渐渐失去尊重，实在可悲。

　　六月十二日，我参加了大公报一百二十周年报庆活动，当天除了冠盖云集，最让我印象深刻，是现场的展板。那些展板，简介了大公报这份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，亦是全世界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所走过的路。而主席著名的一幅亲笔题字：“为人民服务”，原来就是送给大公报的。

　　在当天的展板中，我看到八个文章救国的故事，原来，抗战期间，大公报有很多战地记者，以笔和摄影机，出生入死，在烽火连天中记录历史。有记者甚至跟随红军长征队伍，沿途报道。

　　其中一位展板中介绍的大公报记者，就是在“七七事变”后第一个抵达现场的中国记者，而他，就是我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故事主角。

　　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军向河北省的卢沟桥发动进攻，国民政府第二十九军奋力抵抗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开打。

　　打仗，从来都有两个角度，在中方影过去，跟日军那边影过来，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画面，所以，战地记者好重要，要令世界知悉日军侵华的，就要靠穿梭于战场的记者。

　　于是，“七七事变”开始后三日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，一个住在北平、身材高大的青年，背着相机，拿着记者证，走出家门，只身穿越一路的炮火，来到卢沟桥一带。

　　到埗才发现，日军已将战场封锁，在卢沟桥外围了个大圈，不让中国记者进入。因为这年轻人手持的是印有中英文字样的证件，在接受了一小时盘查后，日军终于放行。根据国际公约，记者和医生在战争中是可以得到保护，通行无阻的。于是，这位年轻人就成了卢沟桥事变后第一个抵达现场的新闻记者，也是唯一亲身记录“七七事变”的中国记者，他的名字叫──方大曾，他写战地报道的笔名叫“小方”，他用手上的相机和钢笔，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重大时刻，向世界发出了关于“七七事变”的第一篇战地报道。

　　方大曾当时是中外新闻学社及全民通讯社的摄影记者，亦是大公报战地特派员，他经常只身远赴前线采访，然后将照片和文字报道交给各大媒体。

　　当年，方大曾拍下了日军侵略的暴行，写成著名报道《卢沟桥抗战记》，除了在报纸刊登，也在上海《世界知识》杂志、《良友》杂志、英国的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等国内外媒体发表，这些图片和文字，从此成为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
　　一九一二年，方大曾出生于北京一个家境很好的家庭，父亲是外交官。小学时，母亲用七个大洋买了部照相机给方大曾，从此，相机便成了他形影不离、患难与共的好伙伴。

　　方大曾镜头下的影像总是与别不同，那个年代，能拥有相机，当然会用来拍漂亮照片，或者风花雪月题材。但方大曾就刚刚相反，他喜欢真实、朴素的画面，例如拉黄包车的车夫，做苦力的工人，故他的作品别树一格，亦为时代留下很多当年中国真实的劳苦大众画面。

　　为了方便晒相，方大曾在家中院子角落以木搭建了一间黑房，每次出差回来，都会躲在黑房冲晒，也因如此，他好多作品都留了在家，并得以传世。

　　后来，方大曾更拿着照相机在大江南北奔走，随军打仗，吃尽苦头，但他的镜头也为后世人记录大量战争。

　　方大曾在中法大学唸经济系，毕业后到报社工作，因为英语出色，相片常被外国媒体收录。一九三六年，方大曾去了天津当大公报记者，从此更加忙碌。

　　去卢沟桥前线采访，其实并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单人匹马赴战场。根据妹妹方澄敏回忆，在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哥哥就天天东奔西跑，永远都在旅途中，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、一条毛毯、一个背包、一部照相机，就离家出发采访去。